《我的家庭回忆录》，在第7页，钱先生引述鲁迅的话：

   真正的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我敬仰有些批判者，挑战者，但我抡不起这样的青龙偃月刀，我害怕伤及任何人。同学说：你不喜欢一个人还好办，因为你的修养等等，让你不会伤人，但你喜欢一个人就麻烦了，你难以克制和隐藏你的喜欢，有些时候需要的有些态度或立场你就没有了。

写作者的”客观“，有时候是在情感上几乎难以避免”刻薄“。

写作者的”观念“，有时候也会影响其”观察“。

“写作距离”的问题：“自由”对一个写作者是多么珍贵，但是，我们也知道，自由是有系数的，有人自由了，就需要他者容忍，甚至践踏他人的伤痛或隐衷。

就像父母爱孩子，这是无疑的，但如何爱呢？孩子与父母之间是有博弈的。作家对自己的写作对象，总体的“人”或者具体的某一位，都要怀着“慈母之心”，这是文学的本意。

但，写作者个性不同价值观不同。爱与权力之间的平衡是一个非常难的难题。慈母是要“无我”，但文学艺术需要“距离原则个性”。独立写作，才对得起写作对象。作者要有“背书”资格。写者与被写者之间，最终需要呈现“门当户对”的效果，才能相得益彰，否则两败俱伤。

我需要克制我自己的私人情感，以及个人喜欢的赞颂风格。因为在我眼里心里，人间也是开卷有益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的不足，与我无关。因为，世界是建设性的力量建设起来的。我喜欢张扬建设性的力量。

做过父母的人知道，热恋过的人知道，如果爱世界爱人如初，我们是不忍丑恶横行的。我们要为自己所爱的人遮蔽残酷和丑恶。也许，我对世界有一厢情愿的痴心，或者我只是一个脆弱的或者自私自利的只愿与美好或友善为伍的人，这种爱好，容易造就一个有缺憾的写作者。所以，我必须权衡，如何为了完成写作，为了获得写作必须的“冷静客观，以及尽量全面”，牺牲我乐意赞美人生的幸福，以及牺牲这一部分与我有相似爱好的读者的利益。

    昨天，朋友把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序言《代序：谈传记文学》拍了两个片段给我：

  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曾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这肖像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晓得。在我把他实际画出之前，我也不想晓 得。我准备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思量和探讨所向我显示的任何结果，并且依据我所发现的新的事实加以改正。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真实的观念，已经形成正确 的想法。我们不会让传记作者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左右他的判断，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然后再细心而不带感情地做一番新的独立的 研讨，借以证实那些叙述的内容。